子宫癌治疗：女性子宫癌的治疗文化认知与心理认知

       女性子宫癌的改善文化认知与心理认知

        导语：在西方医学实践与中国女权思潮的共同推进下，子宫癌知识开始在近代中国社会传播。西方医学不仅掌握了对近代中国子宫癌高发的原因和状况的评判，更主导了子宫癌的诊断和改善。然而，横亘在中国患者与西方医疗之间的障碍，除了财力的限制之外，传统性别观下的身体观和中西医疗文化的差异也是造成近代中国女性子宫癌诊断不力、改善有限的原因。

　　首位之癌: 子宫癌

　　虽然民国时期中国没有肿瘤登记制度，华人患癌的统计资料鲜有获得。但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出版和发表的各种西医论著里，都能看到关于子宫癌是女性高发癌的提法，如“癌肿发生在胃和子宫”，“在各种癌中，子宫癌比较的易于遇见。较乳癌为多”，“人的全身都有生癌的可能，不过最多的是胃癌，其次子宫癌，乳癌亦不少”。这类表述反复出现在各种论著中。而从其中的一些不完全统计中，也能看到关于中国子宫癌高发的量性分析。1928 年，有西方医生在华行医，以其行医过程中的不完全统计与西方地区进行了对比。在其引用的美国芝加哥地区的癌症死亡率数据中，芝加哥民众患胃癌者较多，而中国生殖器官癌症方面尤为突出，子宫癌位列乳腺癌和阴茎癌之后。

　　可以说，限于诊疗手段的有限和医学统计的不完备，近代医学更倾向于认为女性是罹患癌症的主要群体。这类结论背后，中外社会性别观念的不谋而合，产生了特殊效应。从西方来看，女性身心都不如男性完美的观念，自古希腊时代便已存在于西方文化中。古希腊人认为女性在生理方面有着永远无法克服的先天性缺陷，并将女性塑造成软弱、疾病、灾难的形象。因此，“女弱男强”这种观念一直充斥在西方医学传统中。19 世纪以来的西方医学特别是性学理论认为，女性由于其敏锐的感性与纤细的神经系统，心理特别容易受到外界影响，而生理又特别易受心理作用的左右。

　　早在 1922 年的《科学》杂志中，《癌肿问题》一文的作者经利彬就指出“子宫颈时受月经之感激，及生产之损伤，亦癌肿易生之部分”而上文提到的那位西方医生之所以断定子宫癌在中国地位特殊，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乡间生产率之高，以及城市淋病之多”，从而得出“华人之发子宫颈癌者、年龄较轻。多为三十至四十岁”，上海著名妇科医生王逸慧 1935 年在《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文章《子宫颈癌》，文中点出子宫颈癌与生产的关系: “在 96． 5% 至 98% 之患子宫颈癌肿者为经产妇，且大多数为屡经生育之妇人。因子宫颈之受伤，足使细胞起改变，而易致生癌。初产妇之于子宫颈癌，亦一如屡经生产之妇人。

　　内诊、手术和放疗: 诊疗方式背后的性别困扰

　　诚如当时的科普文章所言: “癌之预防，与其他疾病的预防不用，专恃医师及卫生官吏的努力，无济于事。实在人人关于癌的理解及预防都有具备相当知识的必要，所谓‘自己的健康，由自己负责’就是这个意思。”提高民众尤其妇女自身对妇科癌症的认识以预防疾病发生是癌症防治的重要一环。然而，这在近代中国社会仅是一种理想状态。报刊杂志不遗余力地宣传子宫癌的防治知识，且不论妇女识字率低，即使了解到这些常识，妇女们也未必能积极接受癌症改善。这当然与经济能力有关，但抛开这一因素，传统性别观念下的身体观和中西医疗文化的冲突往往是女性最难突破的障碍。

　　从疾病观的角度而言，近代中国妇女对妇科疾病“习以为常”又“羞于启齿”。中国传统医疗观念中有“十女九带”之说，意指妇科疾病的普遍性。因此，子宫癌发生之初的种种症状，往往容易被女性所忽视。同时，与习以为常的症状相对应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女性“月事”“经血”等的忌讳，女性对于妇科疾病往往羞于启齿。南京鼓楼医院妇产科主任刘本立医生也提道: “我国妇女对于生殖器的疾病，大多讳莫如深。往往要等到不能忍受时才求诊治。这种态度最危险! 因为癌是永不停止的推进的。

　　宫颈癌是恶性肿瘤中具有“三个”特点的癌症。也就是说，只要早诊早治，宫颈癌完全可以治愈。宫颈癌作为女性罹患的主要癌症之一，已经脱下了“不治之症”的帽子。当前要做的是，进一步推进中国女性性别意识和健康意识的觉醒，使女性意识到，女人不是体弱多病的代言人，妇科疾病也不是难言之隐。使女性们从羞于启齿到积极参与筛查，从讳疾忌医到主动了解疾病防治动态，从谈癌色变到带癌有质量的生存。同时，也要进一步改善妇科癌症防治的社会大环境，让全社会进一步了解妇科癌症特别是宫颈癌的病因，强调男性在女性宫颈癌防治中的角色，同时坚决抵制对宫颈癌的污名化。

　　我们愿意相信，近代中国加诸在妇科癌症上的“恐惧感”和“污名化”，将伴随女性自我意识的提升和全社会癌症防治意识和措施的加强而慢慢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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