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日体检：为何日本的体检与国内大有不同

　　为推动“健康立国”的国际医疗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在自己的官邸设置了“健康与医疗战略推进本部”。

　　对外国病人区别对待、高价收费正是日本医师协会强烈反对国际医疗的理由。

　　在神武纪念医院，电视剧《渴望》的编剧王石看到了一段“动画”，主角是一颗扑通扑通跳的心脏。屏幕上的心脏被一层层“切开”，肌肉、血管以及两年前被放入王石血管中的支架，全部露了出来。

　　“我们仔细观察了你心脏的67个部位，现在一个个部位讲一下你心脏的活力。这些地方很有活力，这些地方比较懒惰，有一些地方睡着了，很遗憾还有一些地方死了……”

　　与高血压、糖尿病共生二十几年，这是王石次如此了解自己的身体。“这种细致、温和的对谈，我此前从未经历过。”

　　王石只是去日本看病的中国大陆病人中的普通一员。他所用的这台冠状动脉造影CT机，全世界只有三台，分别在美国、德国和日本。

　　随着日本政府发布“健康立国”白皮书，将接收国际病患定为国家政策。像王石这样的中国病人，正有更多的机会，享受全世界最先进同时也曾经是最“封闭”的医疗服务。

　　日本政策投资银行报告预测，到2020年仅以医疗体检为目的的赴日中国人每年就将超过31万人次，医疗旅行的潜在市场规模将达5507亿日元。

　　与政府“战略”层面上的热情对应的，是日本医疗界对国际医疗政策的躲闪和冷漠。日本医师协会给出的理由是：“从医疗的非营利原则及禁止（医保与自费）混合诊疗的角度来看，国际医疗都是有问题的。”

　　但这并没有影响日本政府的决心。为了推动“健康立国”的国际医疗政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甚至在自己的官邸设置了“健康与医疗战略推进本部”。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2017年夏天，日本厚生劳动省（功能相当于中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将出台一份拥有接待国际病人资格医院的完整名单，进一步为赴日医疗铺路。

　　世界领先的日本医疗

　　2017年3月28日抵达日本、29日和主治医生见面、30日检查、31日手术，三天后，王女士和先生坐上了飞回上海的飞机。

　　直径五毫米的恶性肿瘤被切除后，王女士平滑的肺叶上留下一个三角形的切口，但她觉得一身轻松。

　　到日本做手术是王女士有意而为之，她甚至没有在国内找第二家医院，因为害怕“每个医院的医生说法不一样，自己左摇右摆耽误时间”。

　　因为对日本技术的“信任”而专程赴日就医的不在少数。

　　王女士积极准备“出国治病”同时，距离上海不远的杭州，小张（化名）再次被医生告知，自己右肺叶上的肿瘤与大动脉缠绕，无法手术——这意味着，小张在国内手术的希望基本破灭，出国治病成为的路。

　　工薪阶层的小张将日本列为选择。美国的高价格让赴美就医成为金字塔尖，而日本医疗服务定价由政府管控，相较之下更为低廉。福冈德州会医生陈维嘉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以PET-CT为例，上海价格是7000元人民币，而日本在5000元人民币以内。

　　除了做手术，到日本复查甚至“取药”也成为中国人的选择。

　　2004年新药审批机构改革后，日本特定药品的审批时间最短可达到264天——而据报道，中国新药审批总时长为5年。

　　每三个月来日本开一次药，已经成了黄文新的习惯。2015年患上“肝豆状核性变”后，他的体内会蓄积铜，容易造成肝硬化等疾病。而中国当时并未引进用于排除多余铜的特效药。

　　“上海的医生建议，让他到日本开药。”时颖是九州大学病院的中文翻译，2015年10月，她将黄文新的情况翻译给日本医生，对方认为中国的诊断没错，日本确实有这种中国尚未上市的药物，药物名为Nobelzin@。因为日本医生最大处方药量是三个月，黄文新不得不每年四次往返福冈和上海，直到中国引进新药。

　　开放的医院

　　2015年，王石再次来到日本做心脏造影检查。这次他的感觉有些不一样。

　　“从入院开始，我就觉得自己像是大熊猫，一举一动都被盯着看。”王石后来才知道，自己被日本经济产业省抽中，成为了海外病人赴日就医项目的调查对象。“他们主要想看看，外国病人在日本看病会有些什么样的需求。”

　　早在2008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商务情报政策局服务产业科就组建了“高度体检服务与旅游研究会”，2009年，还针对接收外国患者进行实证试验。

　　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医疗系统有必要在维持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同时，向世界开放其一部分资源。

　　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日本的医疗政策都趋向保守：医疗服务只以日本人为对象，种类和价格都由政府严格规定，医院中没有外语指示牌，能用英文交流的医生并不多。

　　不过，高端医疗器械高企的空置率、持续低迷的经济、不断下降的出生率和旅游业的高速发展，让“接收国际病人”进入管理层视野。

　　2010年民主党执政后，国际医疗开始从政策层面解封，政府公开表示支持“外国患者的接收”。

　　日本堡垒般的医疗体制被慢慢打开，一些日本医生们开始加入国际医疗产业链。

　　国际医疗中介厚朴方舟总裁王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厚朴方舟进入日本的件事，就是组建自己的医生集团：“顺天堂癌症中心的院长鹤丸昌彦、癌研有明医院名誉院长中川健……先签几个大牌的专家再说。”

　　厚朴方舟支付薪水，日本医生们的工作则包括把关患者、整理中文病历、提供改善方案以及为病人开具介绍信，以自己的资历向相关领域的医生“担保”。

　　医生间的“介绍信”，是医疗界内信任和利益的传递：“大医院一看到介绍信就放心。因为他知道你的诊断不会有误，就可以作为依据。”赛序波说。这位日本独协医科大学日光医疗中心客座教授，和妻子在东京开有诊所。他选择和中国中介Lifeshine合作，成为“签约专家”。

　　国际医疗产业仍在向纵深发展——部分日本大型医院的国际部，开始以更专业的姿态承接中介“介绍”和“担保”的职能。

　　2010年后，日本政府要求大型医院配备多语种的医疗翻译。2014年，时颖成为日本九州大学病院国际医疗部的专职中文翻译。她所在的九州大学病院，建立了“国立大学医院国际医疗合作网络”，参与的国立大学医院已有18家。病人在网页上填写基本信息并上传病例后，时颖会将之翻译成中文，并与相关的科室的大夫联系。时颖强调，该院及该网络只接受有关疑难杂症改善的咨询。

　　2016年11月一次晨会上，福冈德州会医院宣布组建国际医疗支援室，在日本从医二十多年的陈维嘉，被任命为主任。“建立了国际医疗诊疗，意味着从医院管理层面要求医生公开接收外国病人。”

　　在陈维嘉的构想中，福冈德州会国际医疗部的另一职能就是为国人“转诊”和“介绍”：“和中介相比，医院能更好地对接特定专家医生。”

　　此前，赴日医疗中介一度混乱。比如，厚生劳动省规定，办理医疗签证得同时持有“身元保证书”——类似于中国的担保——和医院介绍信。

　　但有资格为中国病人“担保”的中介至今寥寥。获得身元保证书颁发资格，必须在日本注册满两年，且做到一定数量的国际医疗个案。

　　Lifeshine创始人陈净初到东京时，曾将日本东京所有赴日医疗中介地址打印出来，打算一家家拜访，却发现二十多家中介十之八九的地址上都没有实体公司。

　　九州大学病院博士生马源也曾为一些中介提供专业咨询，在他看来他们大多“很不专业”：“对方知道我是骨科专业的，但还是让我推荐神经内科的专家。”

　　开放政策的同时，日本政府已开始对国际医疗进行监管。

　　2017年3月，九州大学病院刚刚通过了日本厚生劳动省颁发的专门授予接受海外患者的医疗机构的认证。获得认证的医院，必须有两种以上的非本国语言翻译、医院中必须有三种语言以上的标识，院内医生也必须有一定外语对话能力。今年夏天，厚生劳动省还将公布更多医院。

　　保守的医生

　　不过，更多时候，习惯了“封闭”的日本医疗界并不买账。

　　盛诺一家医院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蔡强曾拜访经济产业省，他的直观感受是：“经济产业省无疑很努力，但医院看起来不是很感兴趣。”

　　2015年，陈维嘉到福冈德州会医院上班后件事，就是想积极推进国际医疗。

　　她首先找的是主管行政的医院事务长。“谈了一次之后，事务长每次看到我都绕着走。”于是，陈维嘉又去约院长：“但说好再约却永远没有真的‘再约’。”

　　“政府想推、医院理事长也想推，但一些保守派院长和具体做事的医生们反对。”赛序波说。2010年，他和独协医科大学理事长一起创立了国际观光医疗协会，协会成员有中介、翻译、医院管理者，鲜少见到专职医生。

　　更重要的是，日本医生并不理解，在光是服务本国民众就已焦头烂额的情况下，开放医疗资源意义何在。

　　在日本，医疗远非“商品”，而是“社会福利”。日本采取全民医保制，医疗服务由政府定价，保险覆盖了70%费用，老年人还能获得额外补贴。

　　“中国人是实在没办法才去医院，日本人是没什么事就去医院。”陈维嘉说。“为什么他今天没有来医院？”“哦他身体不太舒服在家休息。”也成为嘲笑日本民众对医院依赖的经典笑话。

　　日本医学院校招生采取“定员制”，人数由政府管控，但随着老龄化加剧，看病人群的数量和时间不断增多，导致日本医生持续短缺。据厚生劳动省估计，医务人员至今仍有14万的缺口。

　　一些医院开始自发对海外客人进行筛选。

　　比如，直接拒绝“不适合”赴日医疗的病人。“晚期癌症、已经没有积极改善意义的患者，在我们和诊疗的科室商量后，医生一般都会被拒绝。”时颖说。

　　另一个筛选方式就是控制预约。“一些地方将国际客人的检查时间约在一个月之后，病人自然望而却步。”赛序波说。

　　更多的医院则选择提价。癌研有明医院对国际病人的收费是日本人的3倍，九州大学病院收费是2倍。王刚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本医院针对国际病人的收费一般在1-3倍之间。

　　不过，吊诡的是，高价收费正是日本医师协会强烈反对国际医疗的理由。官方的说法是：从医疗的非营利原则及禁止（医保与自费）混合诊疗的角度来看，国际医疗都是有问题的。

　　“这就是日本有意思的地方。”赛序波说，日本医生的理念是，人的健康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当陈维嘉告诉自己的同事们，福冈德州会医院对国际病人的诊疗收取两倍费用的时候，医生们很惊讶。“他们说，凭什么收中国人那么多钱呢？为什么不能跟日本人收同样的价格？”

　　“不谈钱”表现在医院各种细节上。结账时，王女士拿到的账单上并没有价格，而是“点数”。“后来我才知道，一‘点’对应10日元。”在日本，医疗保险严格按照“点数表”给付，一般两年修改一次，点数表厚达500页，对各种诊疗项目、药品范围、检查项目等均有详细规定。

　　不谈钱也是日本医生“任性”的资本。陈维嘉毫不讳言，医药分开的体制下，自己在下医嘱时，面对疗效一样的两种药，会因为对某个“医药代表”印象更好而“多开一些那一种”。

　　医疗体制让日本人引以为豪。陈维嘉说，医生们反对国际化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不想让这个趋于完美的体系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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